李公明｜一周书记：德国目光中的……晚清至民初的上海

译者在“初版前言”中介绍了这批德语文献的基本来历。1861年3月，由普鲁士政府派出的东亚外交特使团抵达上海。该使团代表着所有邦国的利益，出使目的就是要尽快使清政府与普鲁士及每个邦国签订通商条约，一体均沾英法在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攫取的利益。带领这支庞大的外交使团的普鲁士政治家、外交家艾林波伯爵 （Graf Friedrich Albrecht zu Eulenburg，1815-1881）最终迫使清政府在天津签订了条约。外交特使团于1862年4月返国，四大卷的考察报告《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以官方文献为依据》（ Anton Berg，Die Preuβ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nach amtlichen Quellen ，Verlag der Koeniglichen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Berlin，1873）于1873年正式出版。另外，使团的很多成员也撰写了日记、书信、通讯报道和回忆录，这些亲历资料陆陆续续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正式出版。译者认为，这些资料的出版表征着王朝体制下的德意志列国出版业的发达，更表征出其王朝政治的开放心态。作为对比，同时期王朝体制下的中国赴外游历官员必须在回国后提供一份出国考察报告，然而“这样的报告首先是官样文章，所以其中的官话、套话和废话居多”（第6页）。而那个时代中国最具远见卓识的非贵族外交官郭嵩焘因其所撰写的《使西纪程》说了真话，结果丢了乌纱帽，再不被起用。作者指出，“同一种游记的不同命运所折射出的，不正是德意志人精神和文化上的自信舒展和晚清国人的猜忌张皇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语文献里的中国游记，恰恰可以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和理解自身历史和现状的一面镜子。”（第7页）这就不是仅以这些文献本身的史料价值说事，而是通过对比在文献背后的政治文化、作者状况、不同命运，提醒读者要认识考察报告、游记等文献在不同体制中的差异性。在有关“他者的目光”的研究议题中，叙事主体的差异与对比研究无疑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重要意义。但是在时下的“目光”研究中，双向的、对比的“他者”研究恐怕还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