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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拍花”案扯出了特务发报员
这样，从12月30日开始，梁世铭就和侦查员邱仲曦、王守义开始查摸黄包车这方面的线索。
梁世铭留意到，后三起跟黄包车相关的拍花案发生后，那三个当事人对于黄包车以及车夫的描述可以证明，这三个案犯应当不是同一个人，这点从案子发生的时间上也可以得到确认。这样，黄包车也就肯定不是一辆，而应当是三辆。
另外，那三个拉车案犯的口音尽管有明显的河南腔，但开封本地人丰美仪却能够分辨出对她下手的那 个肯定不是开封人。而且，以前经常乘坐黄包车的小丰事后还回想起，那人拉黄包车的步伐也显示出他不是一个经常拉车的车夫。
因此，梁世铭认为案犯并非职业黄包车夫，而是为了作案而客串了一把车夫。对于案犯来说，本人可以摇身一变改扮成车夫，但必须得有黄包车。因此，他们得有获得黄包车的渠道，只要盯着黄包车追查，大致上就能摸到点蛛丝马迹了。
当时开封全市有大约七八百辆黄包车，其中极少部分属于车夫个人所有，大部分则分别属于几十家车行拥有。解放后，民主政府替车夫做主，组织成立了黄包车行业工人委员会，这为专案组的侦查工作提供了方便。
梁世铭、邱仲曦、王守义三人先去了工会，获取了开封市所有车行老板和黄包车个人拥有者的姓名、住址，决定先把个人拥有者往旁边放一放，专找那些车行老板调查车行黄包车的使用情况。
梁世铭根据各车行分布地点，划分了三个范围，三个侦查员每人一个范围逐家进行排查，要求必须查清每辆黄包车在12月26日案发时间内的去向。
他们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一家家车行跑下来，所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用两个字就可以说明：无效。车行老板所能提供的，只是他的车行一共有多少辆黄包车，侦查员指定要调查的那天多少辆租出去了，哪辆车租给哪个车夫都有记录的，没有租出去的车都在车行里停着。这一情况也被车行内其他工作员工所证实。
当晚，梁世铭三人碰头聊了聊情况，决定次日开始直接通过黄包车夫进行调查。
全市七八百辆黄包车，车夫至少超过一千人，要逐个调查的话，工作量非常大，三个人根本完成不了。为此，侦查员请工会提供帮助。工会把全市七个区的分会负责人召集起来，请侦查员向他们说明调查要求，回去后向各个工会小组的组长布置向车夫逐个询问。
这项调查耗时一天半，到1949年元旦中午，全部调查数据都送到了专案组。调查结果竟然显示上千名属于开封黄包车行业工会的车夫会员中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承租的黄包车临时借给过别人。
梁世铭把目光投向王守义：“老王，你是开封本地人，你说说关于黄包车还有什么没查到的吗？”
老王想了想说：“还有两部分黄包车没有查到，这两部分的车子数量都很小，但如果案犯将其作为获得黄包车的来源的话，肯定是可以满足的。”
这两部分是：属于少数车夫个人所有的黄包车；还有一部分就是有些富家的私家黄包车。而且这两类车还不一样，富家的车保养的好，乘坐的人也少，会显得比较新。
梁世铭反应快，马上说我们立刻跟后三起案子的受害人联系，问清楚他们当时所乘的黄包车是新的还是旧的，是包车的豪华式样还是拉客车的普通式样。
邱仲曦于是给三个受害人所在的单位打了电话，三人都找到了，但除了丰美仪之外，另外两位对自己当时中招的黄包车完全没有什么印象。丰美仪说电话里说不清楚，我去你们那里一趟当面说吧。
据丰美仪所说，她记得当时站在印刷厂的门口，等候了片刻就看见马路对面有一辆空的黄包车经过。那车夫老远就看见了她，没等她挥手招呼，已经穿马路奔她而来了。那辆黄包车的式样跟马路上揽客的车子没有什么差别，但像是崭新的，橙色油漆涂得很鲜亮，轮胎也是新的。
侦查员分析：开封地面的黄包车凡属于私家车的，主人都要求车辆制造工厂把车子的式样整得与众不同一些。所以，可以断定这辆黄包车不是私家车，应该是一辆比较新的载客黄包车。
再往下，就需要向黄包车行业工会方面请教了。梁世铭就和老王骑了自行车过去了一趟，请他们相帮分析：丰美仪所说的那样一辆黄包车会不会是一辆车夫私人拥有的车子？
行业工会认为基本上可以这样认定。工会的同志说，根据规定，凡是私人拥有黄包车的车夫目前是不能加入工会成为会员的，得通过工会小组长和积极分子去了解。梁世铭说那就麻烦你们了，请你们给我们一部分名单，我们这就先开始登门了解。
这项调查进行到次日下午，所获结果却无法使人脸绽笑颜：所有接受调查的车夫都说，在他们印象里没有哪个私人车主拥有这样一辆黄包车。
当然，也有情况能够证实专案组先前分析的“案犯有三辆黄包车”的推断，不止一人反映说，案发那天的那个时段，他们在出车时遇到过那辆橙色黄包车。而据时间和地点分析，这应该不是同一辆黄包车。
侦查员面对这种情况，不由皱起了眉头。王守义看看天色已晚，说我们暂时不想这个了吧，今天是元旦，大过节的，咱们出去找家馆子喝点小酒，我请客。
老王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当时这身份是秘密的，其公开身份是留用的旧警察，按月领取薪水，比起梁世铭和邱仲曦两个吃供给制的比起来，经济条件好过很多。
当下三人就去喝酒，但各人心里总是牵挂着拍花系列案，说着说着又议到了黄包车上。线索还是没有出现，三人默默地喝着闷酒。就在这时候，外面忽然匆匆地冲进一个人来，梁世铭定睛一看，不禁一怔：这不是黄包车工会的小季吗？他心里倏然一动：有线索了！当即站了起来：“小季！”
小季送来的消息是：有一个姓洪的车夫听说工会在打听一辆橙色新黄包车的下落，特地跑到工会来报告，说据他所知，第二区八府仓街土地庙左侧的侯伯骁最近置备了三辆橙色黄包车，但还没有上牌照，应该说是不能上街搞营运的，不知这是不是你们要查的车？
梁世铭三人一听，真是又惊又喜，当下酒也不喝了，马上结了账，拉着小季就去第二区公安分局专案组办公室询问详情。
小季说我并不认识侯伯骁，要么我陪你们连夜去老洪家找他了解？梁世铭多生了一份心，先问老洪住哪里，跟侯伯骁是什么关系。他担心洪、侯是邻居，此刻一登门只怕就会惊动侯伯骁。小季说他问过老洪，确实是侯伯骁的邻居。
王守义于是请小季找个借口把老洪叫出来聊聊，以免直接去他家打草惊蛇。
侯伯骁的情况当晚就了解到了：这人四十二岁，开封南郊乡下人，二十年前到开封市内来混世界，据说为人极讲义气，在江湖上结交了许许多多三教九流的朋友。
他曾给恶霸、粪把头“杜大耳”当过打手。抗战时日本人占领了开封，“杜大耳”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侯伯骁倒还有几分爱国热情，既帮过中共地下党的忙，也搭救过被日本人追捕的“军统”特工。1942年，“杜大耳”受日本人指使，意欲诱骗一批良家妇女给日军当慰安妇，侯伯骁知道后怀揣匕首登门劝告，“杜大耳”不听劝告，还扬言要把侯伯骁绑了送日本宪兵队。侯伯骁遂一刀结果了“杜大耳”后远走高飞。
抗战胜利后，侯伯骁返回开封，国民党政府将他当做英雄欢迎，请他加盟，他拒绝后继续当他那小小粪把头。大约一年前，侯伯骁忽然退出了粪业，想开一个小车行出租黄包车，于是去城东窦老大车辆制造厂定做了三辆黄包车。10月上旬，窦老大把三辆新车拉到了侯伯骁家的院子里。但那时解放军已经快打过来了，侯伯骁没有心思再开张，那三辆新车就一直停在家里。
梁世铭三人连夜商议，决定查摸侯伯骁是否有什么政治背景。元月2日上午，侦查员去了管段派出所，得知侯伯骁以前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虽然历史上当过打手，但没有听说犯过血债。梁世铭想了想，决定登门看看。
踏进侯家的大门，院子里停着的三辆黄包车果然一目了然呈现眼前。侯伯骁还特地搭了一个芦席棚子遮风挡雨防太阳，此刻，他正在芦席棚前坐着晒太阳。
三个侦查员穿着便衣，对侯伯骁说他们是市政府交通科的工作人员，奉命对全市的交通工具进行数量调查。
侯伯骁是个身高架大的汉子，比三个侦查员中个子最高的邱仲曦还高出大半个脑袋。这人一开口，梁世铭就暗吃一惊：侯伯骁说，三位上午好！兄弟对于三位自报的身份有些疑惑，看你们这副精气神和走路的架势，在政府里干管交通的事儿实在是委屈你们了。在兄弟看来，您三位去干警察那行是再也合适不过了。哈哈，说笑了！
这人一眼就看出了梁世铭三人的警察身份！
侯伯骁问你们看在哪里谈话合适？侦查员说就在院子里谈吧，侯伯骁于是吆喝着让老婆沏茶，又向三人散了香烟。梁世铭知道跟这种角色打交道不必七曲八绕，开门见山最好，于是一下子就说到了那三辆黄包车。
侯伯骁听罢，微叹了一口气：“唉！看来我最初的念头还是对的！”
什么叫“最初的念头”？对此，侯伯骁自有解释：
八天前，侯宅忽然有一个不速之客登门。此人姓刘，比侯伯骁大四五岁，是一个脸色苍白、终年咳嗽不断的小老头，人都唤他“刘痨痨”。“刘痨痨”跟侯伯骁已经相识了二十余年了，当初侯伯骁从乡下到开封城里投奔“杜大耳”的时候，他是“杜大耳”的账房先生。“刘痨痨”为人刁钻，但对侯却很不错，侯伯骁对他一直有着一份感激之心。
后来侯伯骁杀了“杜大耳”逃离开封，和“刘痨痨”就再也没有联系了，一直到前年在马路上不期而遇，这才重新有了很少的来往，基本上都是“刘痨痨”登门借钱，当然了，借的钱钞从来没有还过。
八天前，“刘痨痨”忽然登门，这次开口提出的是有人意欲商借侯伯骁的那三辆黄包车。对方要接待几位贵客，为示敬重，需要三辆新车，跑了七八家车行都没有，就打听到你老侯家有三辆从未用过的新车，动了商借的念头。借也不是白借，他们让我带来一点小礼品：两条“哈德门”、两瓶茅台酒、一条金华火腿、两盒糕点。
据侯伯骁说，他那“最初的念头”就是由小礼品上产生的。以当时租车的价格，用这几样东西来支付三辆黄包车半天的租费，肯定是远远超过的。于是，他就怀疑对方向“刘痨痨”隐瞒了什么，便想拒绝。
但还没有开口时，“刘痨痨”已经说话了，说老弟你别担心会出什么事儿，你想，他们借车的时间是明天下午，黄包车是公开在大街上拉的，青天白日能做什么坏事？况且，你这车在家里停的时间长了，也该出去动动了，否则轴会生锈的。
侯伯骁到底还是给“刘痨痨”说动了，于是就点了头。
次日，“刘痨痨”领来了三个汉子，拉走了那三辆黄包车。侯伯骁凭着他那老江湖眼光，看来看去觉得这三位不像是良民，心里就有些后悔，但话已出口，只好由他们去了。
好在对方倒还守信用，不到三小时就把车子还来了。还车时“刘痨痨”没有过来，侯伯骁跟他们闲聊了几句。他听对方口音不是开封这边的，随口聊了几句，侯伯骁对江湖行事非常熟稔，一定就断定他们是老江湖，原来那颗已经放下的心便又悬了起来，一直悬到今天。
侯伯骁说完，冲梁世铭三人拱手作揖：“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我猜得不错您三位确实是警察，而且是来调查我借车的事儿的话，事情出了，需要我承担什么责任当然由我来承担，哪怕这会儿就跟你们去局子也行！”
侦查员还是头一回遇见这种调查对象，梁世铭寻思既然这样，也就不必隐瞒身份了，于是就亮出了证件。他所关心的是那三个借车者是否就是拍花案的案犯。于是就问那三人的体态容貌特征，侯伯骁一说，果然跟丰美仪等人所说的一模一样。
拍花案从12月23日吉祥戏院首次发生到今天，屈指算来已整整十一天，现在，终于捕捉到了案犯的线索。
此刻最要紧的是打听“刘痨痨”的下落，侯伯骁说刘住在柴火市街“大记烩面馆”对面那条小巷子左侧第三家。于是，立马赶去，哪知还是晚了！
刘痨痨已经死了。
刘痨痨的死断了一条重要线索。这个患严重肺结核的小老头不听医嘱，在1948年最后一天跟女婿从中午喝到晚上，元旦清晨被发现死在床上，床下都是咳的血。侦查员向他女儿刘小翠打听死者是否有三个郑州方面的朋友，或者最近受托办过什么事，都没有收获。
与此同时，监视五福布店老板金庆鼎的侦查员却有了发现。小郭、小那、印雄三人轮流秘密监视了几天，毫无进展，开始对组长梁世铭的决定产生怀疑。这天下午，女青年小关注意到一个可疑女人进了布店。由于三人就在布店对面房子二楼监视，窗户上挂了帘子，在帘子上偷偷挖了个洞观看，离布店非常近，连说话都能听得见。
此人四十来岁，矮胖，普通市民打扮。她拿着一块用花布包着的长方形物件，进门就嚷嚷上月26日在这里买了六尺布，裁缝量出少了六寸多。老板金庆鼎没看布料就道歉赔罪，承诺赔她一丈布或多退一半钱。女人选了要布，开始挑最贵的料子。
小关觉得蹊跷：金庆鼎12月27日才从看守所放出来，女人却说26日从他手里买的布，时间对不上啊，金庆鼎竟不反驳；而且店家遇这种事通常要重新验布，他却看都不看就认了，还一直把布包抓在手里。小郭、印雄判断“有戏”，派印雄跟踪这个女人。
印雄跟着她出开封北门，换毛驴进了铁匠屯村口一座气派宅院。侦查员没有打草惊蛇，立即回报。
梁世铭派老刑警王守义调查，很快摸清此女叫姬紫菊，三十八岁，铁匠屯地主女儿。她十七岁嫁税务官儿子，三年后丈夫莫名身亡；第二次嫁了日本宪兵队的中国翻译，当时还请了日军少佐当证婚人，六年后翻译官被八路军以汉奸罪处决；第三次莫名嫁了个“军统”特工，那人后来神秘失踪。如今她带着儿子在娘家生活。
梁世铭决定对姬紫菊秘密监视，把小那从布店那边调过来负责。
这天午后，金庆鼎首次出门，梁世铭和王守义跟踪。金庆鼎坐黄包车到北太平街一家电器行，待了半个多小时，捧着纸盒出来，叫车回布店。王守义进店了解情况，老板说金庆鼎买了三个大功率电子管，可用于交流电收音机，也适用于无线电台。
梁世铭断定：金庆鼎很可能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报务员，姬紫菊是地下交通员，昨天那包所谓“短尺缺寸”的布料里装的可能是情报或经费。
专案组向开封市公安局领导汇报后，决定采取特殊手段收集证据。当晚，华中军区两名无线电技师携带美制无线电信号测定仪进驻布店对面的监视点，开始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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